如何看待少数民族文学的作用与价值？

中华文明是多民族共同创造、多元一体的文明。在中国文明史、思想史中，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学者杨义先生在其著作《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中认为，《格萨尔》《蒙古秘史》等少数民族文学代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一种活力，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性、原创性、包容性，以及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丰沛性、文化景观的丰美性。对此，中国民族报采访了杨义先生。

　　▲作者：杨义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6月（图片来自中国民族报）

问：在中华文明体系中，您认为哪些作品代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和活力？

答：思想文化史除了思想文化下行到民间之外，还应该考察思想文化外行而拓展的空间。

《格萨尔》是中国最长的史诗，也是世界最长的史诗，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化的瑰宝。它还是一部正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活态史诗，云集了丰富的成果，并彻底改变了过去所谓中国是史诗穷国的偏见。事实上，由于《格萨尔》（藏族）《江格尔》（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三大少数民族史诗的收集整理，中国将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史诗大国。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一个复合体，是多民族共同创造、多元一体的文明，其原创力、兼容力和传承能力极强。《格萨尔》的原创精神，它对各种文化因素的兼容并包，还有它历经千年传承下来的生命力，都使得它成为中华文明精神特质非常突出的体现。

作为长江、黄河源头的一种文明形态，《格萨尔》对于丰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构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部史诗有60万行，有的甚至100万行，有着丰富多彩的神话想象、对英雄的描绘以及世俗生活的展示。为什么称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格斯尔可汗传》是江河源文明的典型？因为江河源地带处于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侧，是蒙古、藏两个民族的结合部，它既有江河源头文明，同时又有高山文明，有高山的原始性、崇高感、神秘感和尚武精神。

我曾经说过，公元前的一千年最伟大的史诗是荷马史诗，公元后的一千年最伟大的史诗是印度史诗，而公元后的第二个一千年，历史将会证明最伟大的史诗，是以《格萨尔》为代表的中国史诗，它是至今还活在数以百计歌手口中的活态史诗。由于是活态传承，对于史诗的发生学、形态学、文化学、艺人学，包括对艺人能够演唱十几部、几十部的那种精神迷幻状态的研究，都会提供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现实材料，可以为世界史诗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契机。尤其在今天这样的背景下，《格萨尔》的整理、研究和传播更需要做得让它与我们国家的地位相称，使它进入中国文明史的脉络。

因此，我们要讲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就绝对不能忽视像《格萨尔》这样的少数民族的伟大创造。少数民族文化和审美的创造非常精彩。我提出过“重绘中国文明地图”这样一个命题，就是有感于少数民族几千年大量的文化创造。这些文化创造应该进入文学史的主流写作中，与汉族文学史互动互补、融合无间，这样才能展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学的完整发展过程。

除了《格萨尔》等三大史诗外，我国南方民族地区也存在很多史诗，比如彝族、纳西族、苗族等，大约有200种中短篇“山地史诗”。如云南彝族的叙事长诗《阿诗玛》，不但记录成文字、翻译成汉文，还改编成电影，得到广泛流传。

问：您认为要了解蒙古族的思想走向，了解中原思想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综合效应，应该把《蒙古秘史》当作必读经典。请问其依据是什么？

答：中国思想文化的创造力可谓无穷无尽。《蒙古秘史》出现在13世纪前中期，有12卷（或15卷），282节，它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而且在整个中华文学、文化、文明史上，都是一部掷地有声的奇书，是一部蒙古民族在精力最旺盛、元气最充沛的时代，把内蕴的精力和元气转化为历史记述的伟大奇书，是蒙古族的一部“创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成功，使这个民族爆发出强大的自信，从而用秘史的形式追述自己的来源和精神历程。《蒙古秘史》吸收远古以降蒙古民间文化精粹，开蒙古书面文化先河，充满大气磅礴的史诗气息。它书写人物传奇和民族崛起，包含了大量社会变迁史、文化风俗史、宗教信仰史和审美精神史的资料，保存了神话、传说、宗教信念和仪式、故事、寓言、诗歌、格言、谚语的资料，从而以百科全书的形式，成为人类狩猎游牧文化的一座高峰。

另外，《蒙古秘史》最初使用蒙古畏兀字书写。当时，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大多用汉字，便用汉字注解《蒙古秘史》，使之成为用汉字拼写的蒙古语文本。它的出现时代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前后。由此可见，元明之际的东西征战和南北撞击迸发出中华民族何等气壮山河的文化创造力。

从《蒙古秘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尤其是其史传文化对中国本土多民族的巨大辐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充沛淋漓的创造精神与中原史传文学影响的结果，今天我们仍可从中体验到多元文明的相互撞击、相互推动和相互融合。只要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古代农业文明与狩猎游牧文明的长期碰撞和融合，乃是解释中国古代文明史，甚至诸多民族古代史的一个关键，《蒙古秘史》的重大价值便不言而喻。

问：在中国文明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大视野中，如何看待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的作用与价值？

答：中国学人应该强化一种共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给中华民族增加了很多辉煌的神话、想象和民族记忆、民族创造，以及文学方式和文学经典。文学史应该将这种整体风貌和深层脉络描绘出来。

公元11世纪，欧阳修、苏东坡还在写几十字、百余字的宋诗宋词的岁月，喀喇汗王朝的维吾尔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已在喀什历时18个月写成回鹘文长篇诗剧《福乐智慧》（时在公元1070年前后），共85章，1.3万多行。值得深思的是，该书《序言之一》明确写道：“此书极为珍贵，它以秦国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一点没有回避其创作受到辽（秦地）、宋（马秦）文化的影响，实践的正是儒家“见贤思齐”的理念。

无论是区域文化类型、文化层面剖析，还是人群的区分和组合，只要它们中的一些成分一经流动，就会产生新的生命形态，从而产生文化、文学之间新的选择、新的换位、新的组合和新的融合，就可以在原本位置和新居位置的关联变动中，锤炼出文学或文化的新品质和新性格。

比如，壮族歌仙刘三姐是以往文学史里所缺载的，因为她是民间歌手，是口传文学。据载，刘三姐生于唐中宗时代，大概比诗仙李白小3岁，歌仙是诗仙的“妹妹”。据说她是刘晨、阮肇“天台遇仙”故事中刘晨的后代——民间传说就是这么拉亲戚的。我在《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一书中曾指出，文学史写上刘三姐，比大谈二三流的汉语诗人更有价值，原因就在于刘三姐在民间文学史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歌仙”体系。广西很多地方志、明清时代的一些笔记，都记载过刘三姐，还有刘三妹、刘三婆等，她们都属于“歌仙刘三姐”系统。文学史写上这一笔，便可以沟通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书面文学和口传文学，从而延展文学史的丰富层次和文学结构的完整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