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凤的对应相配，最初源自上古华夏“夷夏东西”的政治文化板块结构，通过“禅让”实现了一阴一阳的合一，最终上升为华夏民族龙凤一体的文化格局
龙与凤的对应相配，最初源自上古华夏“夷夏东西”的政治文化板块结构。即偏向西面的夏族和夏朝与龙关系密切，而更偏向东部东夷文化的商族与商朝，则和凤鸟信仰关系尤其密切。
龙与夏
在商周时期的文化中，夏人的龙对应着水、黄泉、地下世界，而凤鸟则对应着太阳、扶桑和天上的世界，形成一种有结构性的神话符号（[英]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汪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8页）。傅斯年先生最早提出“夷夏东西说”，推测上古中国的文化生态，不是东晋后那种以南北的区分为主，而是以东西方作为区别的底色。
夏族为西方族群，与后羿、寒浞长期对立，互有胜负，为东西方文化之争的体现。至于夏商之间，商族为东方族群，商取代夏朝，则为东方战胜西方的事件。殷周之交，则为兴起于西方的周人战胜了东方的商族。
秦灭东方六国，同样是西方势力战胜东方社会的事件。陈胜吴广与西楚灭秦，则为东方力量之反击，体现为东胜西。但刘邦之灭西楚，则又为西胜东方。此外，殷人与鬼方之战，周人与淮夷之战，都分别为东战西，西战东的事件。
在此基础上，可知早期中国有东、西两大文化底层，二者之间密切互动，既有相互影响，但又相互区别。早期中国时代的山东全境、河南东部、江苏之北、安徽之东北、河北之渤海沿岸，以及跨海而包括辽东至朝鲜两岸，一切地方，分布着太皓、少皓、有济、徐方诸部，风盈嬴偃诸姓，这些东部族群全部被称为“夷”（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自《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上古时代的“禅让”，也是西方夏族和东方夷族联盟之间的轮流坐庄。从上博楚简《容成氏》来看，西部的尧帝之前，有一个东部的联盟大君长担任夷夏联盟的最高之君，当时有虞部族的首领“有虞迵”是联盟君主，而且“有虞迵”之前还有一个西部族群的禅让首领。
结合楚简和传世文献，早期夷夏联盟时期最高君长东、西部身份的顺序，就变得非常有规律：以让于有虞迵者（西）→有虞迵（东）→唐尧（西）→虞舜（东）→夏禹（西）→皋陶、益（东）→夏启（西）→后羿、寒浞（东）→少康（西）。
可以很明显看出，要理解早期华夏政治、文化的结构，就必须要切入东、西二分，东、西合作，如同阴阳二面的不断转换（李竞恒：《论大禹和夷夏联盟的禅让制度》，载《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6期）。掌握这一背景，才能更好理解华夏文化中龙凤相配的源头，正是这种“夷夏联合”的一东一西对应结构，呈现为文化象征的符号，便是龙和凤。
西面的夏族、夏朝，从文献和考古来看，都和龙有很多关系。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夏朝的王夏启乘两龙，在天上得到了《九辩》《九歌》的巫乐。《山海经·海外西经》也记载了夏启乘两龙，在天上表演《九代》的巫术舞蹈。《太平御览》卷九二九引《归藏》佚文也记载夏启乘飞龙登天，相同内容也见于王家台出土秦简《归藏》（王辉：《王家台秦简校释》，载《江汉考古》2003年1期）。
《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开筮》，说夏禹的父亲鲧变成了一条黄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上帝赐给夏王孔甲分别来自河、汉的两条龙。《国语·郑语》记载说有神龙降落到夏的王廷，夏王占卜将龙漦收藏起来作为宝物。
《史记·周本纪》记载“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论衡·乱龙》也记载“夏后之庭，二龙常在。季年夏衰，二龙低伏”。上博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中有“天不见（现）禹，地不生龙”之说，将夏禹和龙联系在一起。
而且夏晚期的二里头遗址中，也出土了绿松石龙，以及各类有龙形象的陶器。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兽面牌饰，其实也是各种龙的形象（李竞恒：《早期中国的龙凤文化》，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47页）。
这些都能表明，在“夷夏东西”的政治—文化板块中的西部“夏”这一区域，属于伴随着龙这一符号的象征维度。
此外，代表了唐尧遗址的陶寺各大墓中，也多有盘龙纹的礼器，显现了西部地区政治文化板块中，龙所具有的重要含义及其古老渊源。
凤与商
与之形成结构性对应的是，东部地区的商族、商朝，则高度推崇凤鸟，而且凤甚至和商王祖先“帝”之间也存在着血统联系。
从孙诒让开始，经于省吾、陈梦家、饶宗颐等学者考证，甲骨卜辞中的“凤”，以及其等同于风神和上帝使者的含义日渐清晰（于省吾、姚孝遂：《甲骨文字诂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99年，第1706—1714页）。在甲骨卜辞所显示的商朝宗教观念中，凤鸟是上帝的使者，同时也是化身。
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考证卜辞文字“于帝史凤，二犬”，借助于《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得出古人以凤为风神的结论。并根据《荀子·解惑》引《诗》“有凤有凰，乐帝之心”，认为“凤凰在帝之左右”（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77—378页）。
汉学家吉德炜也指出卜辞中的风具有“帝使”的身份，在帝的命令之下和居于从属地位，因此风也可能被视为凤的某种变形。在注释中他提到，卜辞中这个字是风与凤之间的组合一体（David N.Keightley,The Ancestral Landscape:Time,Space,and Community in Late Shang China,ca.1200—1045B.C,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2000,PP4—5）。
在东部商朝人的信仰世界中，凤是上帝的使臣，有时也是上帝的化身，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玄鸟，便是广义上的凤鸟，是帝的化身。凤为帝之使臣，宾组、何组卜辞中又呼之为“五工臣”或“五臣正”（《合集》14225、217、14223、30391等）。帝有时化身为“四方风（凤）”，代表了殷商祖先“帝”的意志，商人对于风也使用对上帝祭祀规格的“禘”祭规格。
胡厚宣先生说：“是殷人者，又以风（凤）神亦属于帝故以禘礼祭之也”（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5页）。在殷墟妇好墓中，出土有玉凤鸟的形象，各类青铜器上也有多种凤鸟的形象，无处不展示着位于东部地区商族、商朝对于凤鸟的崇拜与文化背景。
从早期华夏“夷夏东西”政治—文化板块的角度下，才能更好理解作为华夏文化中重要的龙凤组合其渊源的深刻含义来源。
龙凤一体
龙源自夷夏联盟西部板块的政治、文化象征，见于唐尧的陶寺遗址，以及关于夏朝的文献记载、二里头等考古材料。而东部的商族、商朝，从“玄鸟生商”传说开始，便与作为帝使之凤凰紧密联系，甚至以凤（风）为祖先帝的化身。可以说，早在至少四千年以上，华夏文化的东、西部对应的政治文化板块中，就已经形成了龙、凤相配、相对应的象征结构。
伴随着东、西部两大集团在政治上通过“禅让”轮流坐庄，龙和凤鸟之间也像是太极图的阴阳二鱼一样，不断转换。但在走马灯一般的转换过程中，实现了一阴一阳的合一，最终上升为华夏民族龙凤一体的文化格局。（完）
作者/李竞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