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最佳的治国之道，需要整合夏商周三代的优势，将历法、器用、礼乐结合得恰到好处。
《论语·卫灵公》中，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孔门的高足颜渊向孔子请教“为邦”之道，孔子极为欣赏颜渊，因此给出的答案，也具有很高远的理想。“为邦”一词，也见于九店楚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年，第50、111页），意思便是治国之道。
孔子认为，最佳的治国之道，需要整合夏商周三代的优势，将历法、器用、礼乐结合得恰到好处。
夏历及曾参之参怎么念
首先，历法上需要用夏代的夏正历法，这一历法的特点，是岁首建寅。殷历法是岁首建丑，周历法为岁首建子。孔子高度推崇夏正之历，因此孔门弟子曾皙在给儿子取名时，就接受了这一观点，将夏正历法中特别受尊崇的“参宿”，作为儿子曾参之名。
曾子名参，关于曾参名字的读法，历来有分歧。清代学者一般认为应读为cān，如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中就认为，参读为骖，理由是曾参字子舆，与驾马拉车有关。现代学者如吕友仁也主张读cān（吕友仁：《曾参之“参”当读cān》，载《古汉语研究》1998年2期）。甲骨、金文等古文字中的“参”本来就是表示星宿的原初含义，“三”是其声符，今音参（shēn）古音在生母侵部，三在心母侵部，齿音同韵，星部分是其意义，骖则为后起字，曾参之名应该读为shēn。
对夏正历法而言，参宿是春耕季节的标志。曾参的父亲曾皙为孔门早期弟子，跟随孔子学习多年。据《先进》篇“侍坐”章的描述，曾皙的精神趣味，带有对“天地万物上下”的浓厚旨趣（朱熹注）。基于孔子对夏正历法的高度推崇，而曾皙也对天道历法具有兴趣。因此，他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星宿“参”，正是符合了早期儒家对夏正历法的尊崇。
从考古资料来看，长沙子弹库帛书、睡虎地秦简《日书》都可以证明楚国使用的是夏正历法（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第30页）。《左传》中的记载可知，晋国也是使用的夏正，但出土晋侯编钟则是用周正。出土的蔡侯编钟，也是行夏正之历，还有一些东周青铜器，使用的也是夏正历法（李学勤：《由蔡侯墓青铜器看“初吉”和“吉日”》，自《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7—103页）。换言之，夏正作为历法，在当时一些诸侯国中仍在继续使用，是一种并不算脱离现实的历法。
马车
在车制方面，孔子认为殷代的大辂很好。曾侯乙墓竹简中就有“路（辂）车”“大路（辂）”的记载。天星观、新蔡楚简中也有“大路（辂）”“戎路（辂）”等记载（萧圣中：《曾侯乙墓竹简释文补正暨车马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4—175页）。大辂，也就是一种大马车。
很早就有学者谈到，考古证据表明殷代马车是从外族传入（徐中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虚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自《先秦史十讲》，中华书局，2009年，第48页）。如古代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人（Andronovo people）处借鉴而来。内蒙古阴山的岩画、俄罗斯乌拉尔山的辛达雪塔（Sintashta）古墓中有发现。显示了中国古战车在设计与技术特征上与北方地区的相似性（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54—55）。
上古汉语中的“马”“车”二字都源自西北的古代印欧语（周及徐：《汉语和印欧语史前关系的证据之二：文化词汇的对应》，自《历史语言学论文集》，巴蜀书社，2003年，第159—160页；梅维恒：《古汉语巫（Mag）、古波斯语Magus和英语Magician》，自[美]夏含夷主编：《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7—78页）。南哈萨克斯坦卡拉塔乌（Karatau）山脉的岩画中就有马车形象，时代为公元前二十世纪末叶或稍晚。这处岩画中的马车形象，与甲骨文的“车”字完全一致。
▲上为卡拉塔乌山脉岩画中的马车，下为甲骨文中的“车”字
殷代大辂的形制，实际上是自西北外部传入，但这并不会降低中国文化的地位。正如徐中舒先生在考证殷代大车源自北狄的那篇文章中所总结，华夏祖先能取得高度繁荣的文明，恰恰是能够迅速地汲取“他人之长”并迅速融汇为己有，且能“发扬而光大之”的结果。在这一吸取精华并发扬光大的精神下，异族的马车变为了华夏文化的大辂，这正是华夏祖先擅长接受并改造外物，为我所用的大智慧。商代大辂，也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华夏祖先除了吸收有用的外物，同时也将自己创造的汉字、水稻、丝绸、造纸、火药、瓷器等智慧成果向外传播，显示了一种宏大的智慧与格局。
礼乐服饰
礼乐服饰方面，孔子最推崇周代的礼帽“冕”。“冕”字，最初见于殷器。西周金文，本字作“免”，形状为人头上戴冕之形。在战国文字的包山楚简中，也作此形。到云梦秦简中，“冕”字也是“免”，但代表头顶冕的符号已经嵌入“人”身中，再加上为了与“兔”字区别，因此又加上一个冃头，代表头上所戴之冕（邱德修：《古文套字“弁”“冠”“免”考：兼论楚简“卞”字之来由》，自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
可知，“冕”的形制，在中国有古老的源流，从有文字可考以来便一直沿用流传。虽然殷代铜器铭文中已有“冕”字，但冕作为一种礼仪制度，是在周代成熟的。因此，孔子认为周代的冕最佳。
礼乐方面，最典雅高贵的，还是古朴大舜时代的《韶》乐，是用陶埙吹奏的。从山东青州出土的东周韶埙判断，齐地之“韶乐”，很可能为韶埙所演奏之乐。学者认为，孔子在齐国所闻的韶乐，应当就与这种韶埙有关（方建军：《太室埙、韶埙新探》，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3期）。
传说《韶》诞生在舜的时代，非常遥远而古朴，因此那个时代的音乐，也必然是质朴而平和的。
从考古发现来看，史前的乐器，主要有笛、埙、石磬等。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乐器，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埙，是距今七千年前河姆渡时代的遗物。
在距今四千余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也发现了陶埙，有两个指孔，能发三音。另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埙，也是两个指孔，能发三音（秦太明：《试论埙的历史沿革》，载《殷都学刊》2006年3期）。换言之，演奏《韶》的音乐，是上古时代那种非常简单质朴，却又遥远悠长韵味的高古之音。
这里的“乐则韶舞”，根据俞樾，应读为“乐则《韶》《武》”，“舞”是“武”字的通假。这样解释，就很通顺了，程树德先生颇为赞同此说（程树德：《论语集释》册四，中华书局，2008年，第1086页）。当然，《武》乐虽然美妙，却还达不到《韶》的至善至美。
“放郑声”
在有了好的历法、器用、服装、礼乐之后，还应该远离低俗的趣味与奸佞之人。孔子说的“放郑声”，便是远离当时低俗的流行音乐。郑卫之声，向来以低俗而著称，孔子希望将其“放”了。“放”是什么意思？有人认为，“放”是彻底消灭，如朱熹就认为要将这些低俗音乐全部“禁绝之”，李零则理解为“不灭不行”（李零：《丧家狗：我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5页）。
但考察“放”字的古义，“放”字指的是驱逐，而不是灭绝。《说文》“放，逐也”。《孟子·万章上》：“放驩兜于崇山”；《战国策·齐策》：“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早期文献中，“放”字主要讲放逐，而不是灭绝。《礼记·乐记》中就谈到郑卫之音是淫乐，有害于德，因此“祭祀弗用也”。
在此，并没有谈到郑卫之音有害于德，因此就要“禁绝”，就要“不灭不行”，而只是说不能让这些东西登上宗庙祭祀的大雅之堂。
因此，这里的“放”应该理解为驱逐，而不是彻底禁绝。从《乐记》来看，驱逐是指将这些低俗音乐从庙堂上赶下去，所谓“恶紫之夺朱”。换言之，孔子希望的是把两者分开，庙堂的归精英，市井的归草根，将草根文化从庙堂“放”出去就行了，并不是要加以彻底毁灭。对于草根社会的低俗文化，当保护其“消极自由”，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再以“积极自由”加以引导。
君子精英依靠德性来感化社会，而不是强行禁止。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复原的孔子思想，“民可使导之，不可使折之”（廖名春：《从〈论语〉研究看古文献学的重要性》，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对低俗无德性的草根文化，暴力禁止不了，民众也不会被暴力折服。君子为政，要做的只是不要让草根入侵庙堂，维系住夏正历法、殷人大辂、周人之冕、陶埙的《韶》《武》等为代表的最高礼乐文化就行了。（完）
作者/李竞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