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农业、纺织与文字的出现与日臻成熟，堪为上古时代文明发展的显著标志。由城邦到国家，微小的聚落因信仰与生产得以逐步演进。
华夏文明自古便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文明，我们的祖先一直扎根土地，辛勤耕耘，只为获得理想的收成。无论在远古还是在今朝，土地常被认为是“母亲”的化身，它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涵养万物，显示出勃勃生机。
原始农业、纺织与文字的出现与日臻成熟，堪为上古时代文明发展的显著标志。由城邦到国家，微小的聚落因信仰与生产得以逐步演进。“中国”这个词，从方域演进为地区，再演进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巨大的包容性超越字面，沿横纵两个维度不断发展。当我们谈起“中国”时，在横向上是疆域的展开，还有多民族、多文化的不断融合；在纵向上则是历史的延续，从夏商周及至今日，均为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当凛冽的寒风告别苍茫大地，温煦的春风预示着农忙的开始，这反映出质朴的东方人对脚下一方热土的珍视。
▲2023年10月26日，浙江舟山，农户驾驶收割机收割水稻。（图片来自中新社）
自上古时代开始，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河流冲积平原上就存在经济作物的种植痕迹。其中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犁耕稻作农业十分发达，浙江省博物馆就藏有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带藤条残木柄骨耜，这件农具以偶蹄类动物的肩胛骨制成，先民手握木柄、脚踏插入横孔的木棍，即可轻松翻土。它不仅是河姆渡文化稻作文明的重要实证，也表明此时除了石质农具，另有更适宜水田耕作的骨质农具。河姆渡人在享受富足的生活之余，亦将纺织与漆木器为代表的手工业文明系统化、专业化，使之成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并且逐渐影响到社会阶层的划分。这种在农耕文明影响下衍生的权利体系，成为上古文明具备早期国家形态的滥觞。
在经历了商王朝的统治后，周人意识到“礼制”对农耕文明具有深刻且长远的意义，故而在西周时期，中国的“礼制”就已相当完备。周礼中有关于“迎春”的仪式，周人在仪式前要提前以纸札、竹篾制成象征春日农耕的春牛，并取象征丰收的五谷填满其腹部，掌管农事生产的芒神用竹鞭抽打春牛，来祈愿新年五谷丰登，平安喜乐。
作为中西文明交融的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在保存佛教艺术瑰宝的同时，也记录了中原的农耕文化。莫高窟南区中部的第23窟是敦煌的代表性洞窟之一，其主室初创于盛唐，前室及甬道部分曾在中唐吐蕃统治时期与晚唐五代时期重修。主室覆斗形的窟顶四披分别绘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观音普门品”“弥勒经变”“阿弥陀经变”的佛教故事，四壁则以西壁开龛塑像，北、东、南三壁连通叙事的形式表现“法华经变”的故事情节。其中主室北壁的画面中央绘佛说法图尊胜画像，围绕其分别表现“法华经变”中的“序品”“方便品”“譬喻品”“信解品”“授记品”“从地涌出品”等故事。画面左上角的“雨中耕作图”，新绿之中乌云层层，普降甘霖，水天一色。右侧四块新田浓绿，一农人肩扛两捆金黄的麦穗，行走于田埂之间；左侧一农人牵着黄牛耕田，牛身挂直辕，后置铁犁，农人左手持鞭高高扬起，画面生动，别有一番韵味。结合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唐代已经广泛运用“一牛耕田”“二牛抬杠”等耕犁方法，犁以铁质为主，有直辕犁，也有更适合江南深耕的曲辕犁。壁画中的直辕犁不仅适用于河西走廊地区平浅的土壤，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时期铁质犁头在河西走廊地区的广泛应用。在“雨中耕作图”之下，有四人正席地而坐，休憩饮食。敦煌画师通过对麦收、牛耕、欢宴的描绘，将敦煌地区的农耕景象定格于壁画之中，成为难得一见的古代农业绘画之典范。唐代，经变画盛行，其中“法华经变”常以天降甘露来表现丰收，受滋润的青苗与丰收的喜悦不仅彰显了佛法对世间众生的护佑，也反映了人们对好收成的期待。当时，敦煌地区的粮食生产颇富足，既能供给自身用度，又是戍卫边疆的重要储粮基地，亦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此汇聚。
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十分发达，以牛耕地至迟不晚于东周时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汉代牛耕图画像砖出土于徐州睢宁，在勾勒“二牛抬杠”法的同时，还将耕牛的肌肉线条细致刻画出来，从而增强了牛耕图景的生动性。甘肃嘉峪关魏晋五号墓出土的耕牛题材彩绘砖画，则用绚丽的色彩记录了一千六百多年前先人以牛耕地的生活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农人滴落的晶莹汗珠，好似滋润了农田。敦煌榆林窟第25窟是中唐的重要洞窟，由主室北壁“弥勒经变”壁画上的藏文题记并结合壁画中吐蕃风格的故事推测，此窟应建于吐蕃占领瓜州之时，当时吐蕃还未占领沙州，即大历十一年（776）至建中二年（781）之间。“弥勒经变”的壁画根据《弥勒下生成佛经》的内容绘制，中心画面以弥勒于龙华树下成道的三会说法题材为主，周遭的场景表现了弥勒降生时阎浮提世界的种种美好，如“一种七收”“树上生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等。其中“一种七收”根据的是鸠摩罗什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的“尔时，阎浮提中常有好香，譬如香山，流水美好，味甘除患，雨泽随时，谷稼滋茂，不生草秽，一种七获，用功甚少，所收甚多，食之香美，气力充实”，布局由下至上，一男子头戴笠帽，以“二牛抬杠”法驱赶一红一褐两头耕牛拉动犁头，深耕脚下的土地；在他身后，一农妇正双手捧箕，沿新耕的田垄播种。其左上，一片庄稼茁壮成长，白衣农人手持镰刀，健步前弓，奋力收割。再上，有男女堆谷扬场，左侧的男子持钉耙，将稻谷高高扬起；右侧的农妇持帚，将落下的稻谷归拢于一处。这般欢快的丰收场景后可见于“高僧讲经图”，可见当年在宣扬佛教思想时，已将华夏文明的“人本农事”作为必不可少的素材。
以大历史观的视角来看，中国人对农业的重视与尊崇似乎不因自身地位的尊卑而不同，这是一种关乎全民、上下一致且通感深刻的普遍信仰。自周礼形成之时，先民即“重食”，大量盛食器成为周代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以“列簋”配合“列鼎”制度，来彰显权力，还在西周晚期将青铜礼器的形制进一步细化，创制出簠、盨等盛装祭祀所用黍、稷、稻、粱的食器，以区分不同的阶层与功用。
与此同时，文人士大夫阶层也着眼于农事，尤其在卸甲后选择“归园田居”，使之成为“农本”思想的外化。如果说文人士大夫以山水作为内心平静向往之寄托的话，那么对田园与农事的思想回归，则代表了农本社会影响下的心灵栖宿。这种传统，于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是一种鲜明的存在，其中最直观的反映就是以陶渊明“归去来兮”思想为创作指引的宋元文人画。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为官十三载的陶渊明弃官归田起，“挂冠归田”成为历代文人竞相模仿的“出世”标准。这样的逃禅之心，出于对田园农耕生活的美好向往，也出于对“农本”的无限崇尚；这崇尚基于“礼”、基于“人”，是华夏文明恒久延续的物质根基，亦是对祖先千年智慧的回望与传承。（原标题：“农本”思想的千年传承）（完）
作者/石钊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