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传统文化人士”有一种印象，认为吃素境界更高，吃肉就俗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些“传统文化人士”有一种印象，认为吃素境界更高，吃肉就俗了。还喜欢引用孟子讲君子远庖厨、吾不忍其觳觫之类，觉得吃素、静坐、焚香、品茶，这种画面是真正传统文化，而吃肉、狩猎、战斗这种画面则更像西方人，然后得出“中国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之类似是而非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
▲2023年孔子诞辰公祭大典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举行，各界参祭人员在司礼官的引领下，缓步行至孔庙大成殿前。（图片来自中新网）
原始儒学与军事贵族技艺
原始儒学诞生的时代，儒就是一种传授传统封建军事贵族技艺的学问，杀人、械斗、狩猎、复仇、血祭之类的殷周军事贵族的技艺，充斥在当时整个贵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
儒的六艺中，射和御都和战争、狩猎有关，即驾驭战车射击作战或捕获猎物。孔子说“杀人之中,又有礼焉”（《礼记·檀弓下》），战斗杀人的习惯法细节，是当时贵族君子最为熟悉的。孔子说“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甚至要将战争与杀人的技巧、勇气，传授给更普通的平民。孔子本人也狩猎、钓鱼，但遵守一些类似战斗中“不重伤，不禽二毛”之类的军事贵族习惯，对猎物实行“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即只是不射杀睡眠中的猎物（类似在战争中拒绝偷袭），至于没睡觉的猎物都可以射杀，捕鱼则不用渔网即可。孔子本身对杀死动物非常熟悉，动辄笑着说出“割鸡焉用牛刀”的比喻（《论语·阳货》），杀牛、杀鸡，都是为了祭祀和吃肉，并有专门的刀具。
当时贵族文化的古礼中，“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左传·隐公五年》）一年四季定期狩猎，本来就是封建军事贵族的文化，杀死猎物也用来祭祀祖先，提供血食。《礼记·王制》明确记载，天子和诸侯需要每年举行三次狩猎，郑玄注说这些猎物就是为了提供祭祀的肉食，《礼记·月令》“天子乃教于田猎”，并用猎物来祭祀。不但要狩猎，甚至祭祀还需要亲自“肉袒割牲”，“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鸾刀以刲,取膟菺”，“祭腥而退”（《礼记·祭义》），贵族脱掉上衣，拿刀割肉，取出血淋淋的牲血和肠子上的脂肪，焚烧祭祀。甚至周天子也需要“天子袒而割牲”，亲自操刀，大块切肉，用来养老或祭祀。血祭也很常见，“血祭,盛气也。祭肺肝心,贵气主也”（《礼记·郊特牲》），血液、内脏都拿来祭祀。
至于歃血为盟，更是要喝血液。祭祀的“祭”字，本身就指以血肉以祭祀。“‘祭’字甲骨文字形正象手持带有淋漓牲血的生肉献于神主前，即表示正祭前的荐血腥之祭”（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00页）。在殷墟卜辞和周原卜辞中，也多见血祭的记载，如“血羊”“血用白豕”“血父丁”等（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页）。对比来看，十七、十八世纪英格兰、北美的弗吉尼亚士绅、平民，热衷于带些血腥气的狩猎，不但喝猎物的“好血”，而且认为狩猎可以“让身体得到适度的锻炼，也为心灵注入勇气、进取和独立的品质”（[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阿尔比恩的种子：美国文化的源与流》上册，王剑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89—491页）。很多人往往觉得这样的画面，应该是“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应该静坐吃素修禅，但是回归先秦文化语境会意识到，中国的先秦和原始儒学时代，同样是这样充满了生命力的氛围。
孔子不但亲自打猎，而且是大量吃肉的，甚至还吃生肉“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脍”，就是生肉或生鱼。先秦贵族大块吃肉，只是讲究“割不正不食”，大块的肉要切割成固定形状。
对于早期儒家这个孔门共同体来说，一起吃肉还具有入会礼的礼仪性质，孔子受“束脩”，拜祭肉，对鲁国膰肉的期许，以及颜回死后吃祥肉，都和共同体一起分享肉食的贵族礼仪文化有关。（李竞恒：《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7—139页）。孔子沉浸在《韶》乐的愉悦中，三月（笔者赞同于省吾观点，读为三日）不知肉味，这恰恰说明他日常是经常吃肉和在乎肉味的。
孟子“君子远庖厨”与战国时代
孟子所说君子远庖厨，不是说不吃肉，而是孟子引导君主培养出仁心的一种语言技巧，即王夫之强调的“仁术”，引发出的落脚点是君主的“不忍人之政”。孟子生活在编户齐民的战国时代，距离孔子时代更远离封建贵族文化，对于狩猎、血祭这些元素感觉更远，而他要面对的问题则更平民化，就是要保障“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要让老年平民能够吃到鸡肉、猪肉、狗肉这些相对廉价的肉食。
所以，孟子不是不讲吃肉，而是找个技巧劝诫君主要行仁政而已。此外，孟子对狩猎的讲法，也更平民化，他只是告诉齐宣王，周文王的狩猎场，也允许平民使用，“雉兔者往焉”，在其中猎杀野鸡和兔子（《孟子·梁惠王下》），仍然捍卫平民有狩猎的古老权利。
关于君子远庖厨，主要是战国时期的一种语言话术，即孟子所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闻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类似的表示，还见于其它一些战国文献，如《大戴礼记·保傅》，以及西汉海昏侯大墓出土齐论《论语·知道》“后君问于巫马期曰：‘见其生，不食其死’”；以及最新发现湖北荆门王家嘴M798出土战国楚简《孔子曰》中记载的“其生也，不食其死也”（赵晓斌：《湖北荆州王家嘴M798出土战国楚简〈孔子曰〉概述》，载《江汉考古》2023年2期）。
这些说法，其实代表了战国时期为了启发君主仁政思想，而提出的一种方法，针对的是那种有发动战争能力的君主，是一种叙事技巧。因为在孔子和七十子时代，他们都是狩猎的，只是要讲究狩猎的规则，比如不射杀正在睡觉的猎物——“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以及狩猎要遵守季节规则。曾子说“禽兽以时杀焉”，孔子也说“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类似表述也见于《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孔门的子夏，甚至能用长矛刺杀猛兽，“拔矛下格而还”，杀死了“两特肩”猛兽（《韩诗外传》卷六）。
在孔子和七十子时代，和封建军事贵族文化还更加接近，有狩猎吃肉和用猎物祭祖的传统。只是猎杀要守一些规矩，如春天杀幼兽之类，就是不允许的，但是秋蒐冬狩则是应该的。因为在春秋晚期，虽然高度战争动员的情形已经初现，但更多仍然是西周、春秋以来贵族的低烈度战争，贵族的狩猎文化和早期儒学是可以很好同构的。
但是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杀人盈野和杀人盈城的总体动员战争已经普及，君主一念之间的不仁就可以造成尸山血海的可怕后果。因此，战国儒通过给齐宣王之类有发动战争能力的君主讲“见其生，不忍闻其死”，其实落脚点是要让这些君王减少战争，是一种引发君王仁心，保护平民的语言手段和技巧而已。这并不是说，原始儒学的趣味就是吃素和不狩猎，恰恰相反，孔子和七十子是既吃肉，又狩猎。
武德充沛还是文雅精致？
那种认为“传统文化”只是很清凉地吃素、赏花、玩香、坐禅之类的解读，很容易让人想起颜元在《存学编》里面提到的一组有趣对比。
他说，让我们假想有两个房间，其中一个房间里坐着佩剑的孔子，率领着七十二贤人，他们有的“干戚舞武”，拿着盾牌跳战舞，有的谈“商兵农政事”，房间的墙上挂着弓箭、斧头、驾战车的马策之类。而另一个房间，就比较接近很多人熟悉的“传统文化”画面了：“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杨、朱、陆者侍，或反观打坐，或执书吾伊，或对谈静、敬，或搦笔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砚、梨枣。”然后颜元不无挑衅地问到“此二堂同否？”
这种对比的视觉冲击很明显，原始儒学时代的画面，确实更有蓬勃的生命力，崇尚武德和“商兵农政事”这些“俗务”。宋明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则多了打坐参禅，吟诗弄月和吃素的这种“传统文化”。
先秦时代的贵族称君子，也就是肉食者，因为吃肉，营养状况良好，这些军事贵族的身体发育更为魁梧雄壮，所谓“君子大人”，其“大人”之“大”，最显著的外在体现就是区别于平民的魁梧身体，甚至连当时的贵族女性，也是以“硕人”这种高大健硕的外形为美的，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巨大的青铜斧钺，是其使用的武器。山东前掌大商晚期墓地埋葬的女贵族武士，如M120、M104的“肢骨极其粗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下册，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682页），显示了充足的营养条件与战斗等运动锻炼。周人也赞美女贵族庄姜“硕人其颀”（《诗经·卫风·硕人》），孔颖达的“正义”说这是形容她“长大”“佼壮”，显然是高大壮硕的美好形象。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就是一位魁梧雄壮的低级贵族，在攻打偪阳之战中，叔梁纥能托起城门，让攻入城的“诸侯之士”们全部撤出（《左传·襄公十年》）。孔子继承了父亲的力量，也孔武有力。《吕氏春秋·慎大览》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他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有举起城门的力量。其力量甚至达到“勇服于孟贲，足蹑郊菟，力招城关”（《淮南子·主术》），比勇士孟贲更能打，力气大得能一手举起城门。这种健壮体格，一方面得益于不断进行军事贵族技能的训练，孔子的“好学”，其所“学”内容并非只是后人想象之做题画面，而是包含了射、御等体能训练。
孔子的身高，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是“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身材魁梧高大，一眼看去就符合“君子大人”之“大”的特征。这种身高与体能，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摄入肉食，当时“肉食者”饮食结构对应的正是封建军事贵族的体能与社会身份、角色。通过吃肉和魁梧体魄，孔子能够在夹谷会盟“矛戟剑拔”的凶险环境中毫不畏惧，并击败“莱人以兵劫鲁侯”的计划（《左传·定公十年》）。孔子雄健有力，以至于需要对过度的刚健进行部分克制，所谓“子温而厉，威而不猛”（《论语·述而》），已经非常“威”了，就要在“猛”方面克制自己。
连后世民间都知晓“穷文富武”之说，即贫困状态下仍然可以努力读书，以文才跻身于精英行列，如宋代范仲淹“划粥断齑”等寒窗的励志故事。但对于习武来说，如果不能保障基本营养状况，是很难学好的。
国野制度下的周代封建贵族既是武装征服者，也是肉食者，通过吃肉保障其体力与武德，是其贵族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不吃肉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只是以当时物质条件而言，肉食难得，所以“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礼记·王制》），即周天子才日常吃牛肉，诸侯在隆重祭祀时才杀牛吃肉，平时吃羊肉。卿大夫在隆重祭祀才杀羊，平时吃猪肉、狗肉，以此类推，最低级的贵族士日常吃鱼或风干肉，以及猎获的鲜肉。
当然，儒学的定位是将周代封建军事贵族的文化，开始向平民精英传播。在此过程中，由于时运不济等原因，模仿贵族的平民精英（如子路），在遭遇被困陈蔡之间断粮，也会发出“君子亦有穷乎”的感慨，而孔子则教诲他，真正的贵族精神是“君子固穷”，即遭遇艰难也能守得住，有坚毅的内心和定力。
所以，在时运不济和经济不行时，在无法保障吃肉的情况下，孔子赞美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或“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这些话语，一定要放到历史的语境中去理解。不是吃肉不好，素食更佳，而是说贵族落难时，也要有一颗坚毅的心，能守得住心理防线。至于君子的日常状态，只要有条件，当然是要尽量吃肉的，以保障一个强健的“大人”身体。
实际上，颜回年轻时的身体应该也颇为强健，孔门与蒲人的战斗中，颜回与众人走散，孔子甚至担心他战死。钱穆先生《孔子传》中指出颜回“斗乱中失群在后”，当时颜回二十五岁，正是体格雄壮的年龄，很可能承担了战斗的殿后任务。“善于殿后，需要高超的武艺。颜渊在孔门师徒‘斗于蒲’突围之际，为了掩护老师和同学脱险，独自担当了殿后的任务”（高培华：《卜子夏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15页）。如果稍有军事常识，或至少打过群架都会知道，殿后是最为危险，需要高度的战斗技巧和勇气。颜回不但承担了殿后任务，而且成功脱身，对其身体状况的要求其实很高。但颜回后来，因为营养状况的原因，身体开始变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说颜回二十九岁时，头发就全白了。现代医学认为，食物缺乏足够的蛋白质，会导致青年人出现白发。从颜回后来的食物结构来看，基本是以谷物类食品的碳水为主（一箪食），缺乏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和丰富的矿物及微量元素等营养。
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通过考古学材料证明，狩猎时代人类摄入的动物蛋白质等营养水平较高，但由于环境改变，冰河时期巨兽的灭绝，导致狩猎资源的枯竭。因此，人类被迫进行定居农业。但农业生活以谷物为主的食物结构，导致了蛋白质的缺乏，造成营养状况的全面恶化（[美]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黄晴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1—20页）。颜回以“孔颜乐处”的方式守住了贵族精神，但遗憾的是，颜回早逝的原因其实和营养条件有关。我们需要学习的，是颜回坚守贵族精神的心灵品质，而不是说有条件而不吃肉，以素食为更高尚的价值取向或生活方式。
农业时代与吃素
早期人类通过吃肉，以及食腐生活中摄取骨髓，极大地促进了进化过程和大脑的发育。以石块敲碎骨髓食用，则促进了石器技术的诞生和发展，加快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演化。在狩猎吃肉为主的旧石器时代，从饮食结构而言是更加健康的，营养结构合理，蛋白质摄入充分，几乎没有龋齿和缺铁性贫血等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饮食的常见疾病。
学者研究发现，狩猎和吃肉的旧石器时代，“因为完美而亮白的牙齿，早期狩猎采集者的头骨令人惊叹。那时的人类几乎不吃会导致龋齿的甜食，比如蜂蜜；也根本没有面包这种会被唾液分解成糖的食品”；“今天最常见的直接和间接死亡原因在石器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如心血管疾病、脑卒中（中风）、糖尿病等——这里只列举了一小部分”，很多早期农民的骨头中都有矿物质缺乏的迹象，降低其健康水平（[德]约翰内斯·克劳泽等：《智人之路：基因新证据重写六十万年人类史》，王坤译，现代出版社，2021年，第57—58页）。
当然，农业和吃素生活方式虽然并不很健康，但却促进了人口增加。而对于经历过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其实是更喜欢吃肉，或者至少尝试寻求其它蛋白质丰富的食物，但最终迫于无奈，才慢慢选择了农业和大量吃素。考古学家宾福德（Lewis Binford）研究发现，农业出现前，随着气候的变化和人口的增加，依靠狩猎吃肉生活变得越来越难，而捕猎的猎物就越来越小，最后开始吃贝壳肉。“任何一个群体的猎人，如果被迫早到每年的2月利用贝类，就离采用农业不远了”（[美]路易斯·宾福德：《追求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陈胜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19页）。贝肉的营养价值大于吃素，但问题在于卡路里太低，如果一个人要依靠贝类生活，则每天需要700只牡蛎或1400只蛤，因此无法支撑较大的群体（[英]科林·伦福儒等：《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03页）。历史上和考古所常见大量堆积如山的“贝丘”形成，就与大量采集吃贝肉有关。但这也表明，古人曾经宁愿尝试大量吃贝肉，也不乐于吃素，但最终迫于压力，才选择了农业和素食为主这种更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最后还需要补充一下，在很多人的想象中，以为在狩猎时代结束以后，游牧生活可能和远古狩猎更接近，于是想象游牧者是大量吃肉的，因此体魄雄健，比农耕的人群更健康，因此历史上不断发生塞外给中原“输血”的事。顾颉刚就认为中原的人们因为“儒教的垄断”而导致“国民的身体大都是很柔弱的”，认为塞外五胡等在不断给中原“输血”（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这种想法，其实很荒谬，因为狩猎时代结束以后，农耕定居才是相对能吃得饱的生活方式，至少比同时期的游牧更加稳定。即农耕社会的普通人、平民，至少常态下能把碳水食物吃饱，而游牧更加不稳定，不要说吃肉，连日常谷物等碳水食物都要高度依靠和农业人群的贸易换取，营养水平普遍比农业人群更差。
《新唐书·元璹传》记载，当时的突厥人“人色若菜”，都是面有菜色的营养不良状态。宋人孟拱《蒙鞑备录》中描述当时蒙古人“最长者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者”，就是说蒙古人个子矮小营养不良，因此瘦小不肥厚。契丹游牧部族，“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积毛饮湩，以为衣食”（《辽史·营卫志中》），即生活虽然依靠牲畜，但也只是利用羊毛，和喝一些乳（饮湩）维持生命而已，作为衣食的根本，日常也是谈不上吃肉的。
清人赵翼在《檐曝杂记·蒙古食酪》中记载：“蒙古之俗，膻肉酪浆，然不能皆食肉也。余在木兰，中有蒙古兵能汉语者，询之，谓：’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穷夷，但逢节杀一羊而已。杀羊亦必数户迭为主，到而分之，以是为一年食肉之候。寻常度日，但恃牛马乳。每清晨，男、妇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倾乳而沸之，人各啜二碗，暮亦如之。’此蒙古人饘粥也。”
很显然，一直到满清，塞外游牧的一般饮食都是喝乳而已，营养状况并不是太好，日常是根本吃不上肉的。王明珂指出，游牧生活中，牲畜是“本金”，日常是靠“吃利息（乳）”生活，而要尽量避免“吃本金（肉）”，前现代游牧人群是很少能吃到肉的（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6—57页）。所以，也不要对前现代的游牧产生各种想象，觉得这是大量吃肉且强壮，能给中原“输血”的状态。
真实的情况，毋宁说是相反，汉代的陈汤深入西域作战，对匈奴等游牧人群了解甚深，他就表示“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汉书·陈汤传》），这个描述也被精简为“一汉敌五胡”，即一个汉兵的战斗力等于五个匈奴兵。
当然，这种差异有武器技术的代差问题，因为匈奴“兵刃朴钝”。但在“颇得汉巧”即获得汉朝武器技术后，武器代差缩小，仍然还是“三而当一”，即一个汉兵还是能打三个匈奴兵。除了汉军有更严格的军事纪律外，汉兵身体素质比孱弱的匈奴游牧者更好，其实也是原因之一。
一言以蔽之，先秦贵族文化和原始儒学，本身就既狩猎，又推崇吃肉，甚至从不回避血祭、割牲这些不太小清新的活动。孕育了原始儒学“大人君子”的文化，恰恰应该吃肉和充满生命力。明清以后那种推崇吃素，并将其尊之为“正统传统文化”或高级修行的趣味，某种程度上其实印证了王夫之的那句话：“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完）
作者/李竞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