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命由我不由天”《哪吒2》热映，令这句台词风靡，甚至被一些观众用作座右铭。其实，“我命由我不由天”本指修炼方法，被后人一再误读。
“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算。”《哪吒2》热映，令这句台词风靡，甚至被一些观众用作座右铭。其实，“我命由我不由天”本指修炼方法，被后人一再误读。
此句源自魏晋时，托名老子所著《西升经》中的陈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后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写道：“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南北朝时幻真先生在所著《胎息经》中称：“我命在我，不在天也。所患人不能知其道，复知而不行。”南朝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亦称：“我命在我不在天，但愚人不能知此……故虚损生也。”
到北宋时，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人更多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指的是修炼。比如宋太宗曾说：“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系人之调适。卿等亦当留意，无自轻于摄养也。”内丹南派宗师张伯端也说：“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不过，苏东坡在诗中写：“我命不在天，羿彀（意为弓矢）未必中。作诗聊遣意，老大慵讥讽。”他的弟弟苏辙也在诗中写道：“老聃西入胡，孔子东归鲁。我命不在天，世人汝何预。”已偏离了原意。
语言是活的，随着社会进步，意思会不断变化，《哪吒2》中的用法与现代社会更匹配，更易被今天的观众接受，如此使用，并无不妥。但它本意如何？它是如何一步步演化到今天的？为什么含义发生如此大的偏转？其中委曲，值得钩沉。
▲（清）胡慥《葛洪移居图》
创深痛巨后的选择
道家自诞生起即强调贵生，与儒家所承袭的商周“我生不有命在天”的天命论迥异。《道德经》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庄子也认为：“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
道教继承了道家思想，学者李德杏在《道教医学养生思想研究》中钩沉，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便提出“夫人者，乃天地之神统也”“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可得长安也”。明确主张“生为第一”。
道教创于东汉末，正值乱世，持续50年的大瘟疫致4800万人死亡，曹植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音如易，意为因外力致死），或覆族而丧。”
连年战乱令读书人丧失了建功立业的舞台，更觉生命无常，学者杨康指出：“人们迫切需要找到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精神寄托和价值皈依。生命意识的觉醒引发了士人对于生命和精神安顿方式的探寻。”
当时人们采取的主要方式有：一是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主张对人生痛苦采取超脱态度，以精神自由来摆脱世事的纷扰和内心焦虑，甚至摒弃礼法束缚；一是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主张保持人格独立，不贪恋富贵功名，不关注世俗议论，清心养神，进入身心自由的境界；一是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主张及时享乐，追逐世俗名利，醉生梦死；还有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无为论，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安命论，另有许多人投身佛教……葛洪强调生命美学，“融精神自由与安身立命为一体”，在此基础上开“我命在我不在天”之路。
葛洪没能胜过天
葛洪出身于江南豪族，13岁丧父，东汉末因军功被授伏波将军（属杂号将军，低于重号将军，高于牙门将军、偏将军、裨将军等，在杂号将军中属高阶），东晋时被赐爵关内侯。
据杨康钩沉，葛洪年轻时怀平天下之心，但仕途不如意，转向求书问道，却逢“八王之乱”，南下广州途中，又得知好友嵇喜被害，倍感“人生倏忽，以过隙之促，托罔极之间，迅乎犹奔星之蹔（同暂）见”，转向关注肉体。
葛洪认为，只要清心寡欲、合理服药、勤练养生术，就能掌控自己的寿命，即：“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寿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
葛洪对此很认真，甚至批评孔子虽是圣人，却不能“沉静玄默，自守无为”，所以老子曾警告孔子：大富翁会藏富如穷人，君子越有道德，越要装得像傻瓜，应去除你身上骄气、多欲和过分的志向，这些无益于健康。
葛洪的修炼方法是辟谷（不吃五谷）和服丹，“每大醉及夏天甚热，辄入深渊之底，一日许乃出者，正以能闭气胎息故耳”，为服食金丹大药做准备，这些丹“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龙膏、太乙旬首中石（即雄黄，含砷，毒性大）、冰石（主要成分是硫酸钠）、紫游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即硫化汞，可致汞中毒）”炼成，含多种有毒成分。
据《晋书》记，葛洪活了81岁，但《太平寰宇记》称葛洪只活了61岁，并没做到“我命在我不在天”，养生只给他以虚幻的掌控感。
葛洪引入了儒家的思想
葛洪的养生实验不太成功，但“我命在我不在天”仍风行。
一方面，儒家和佛家没有能与之竞争的思想。儒家强调顺天应人，视生老病死为常态，正常应对即可，不愿主动干预；佛教视生命如幻，只求精神超越，置身体感受于度外。
另一方面，还有内丹修炼法，靠改变生活习惯等即可。陶弘景称：“人生而命有长短者，非自然也。皆由将身不谨，饮食过差，淫泆无度，忤逆阴阳，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终其寿。”
所谓内丹修炼法的主要方法是多锻炼、保持心态平和、饮食节制，即“体欲常劳，食欲常少，劳无过极，少无过虚（饥饿）。去肥浓，节咸酸，减思虑，损喜怒，除驰逐，慎房室”。
陶弘景强调“三忌”：“当避大寒、大热、大风、大雨、大雪、日月食、地动、雷震，此是天忌也；醉饱、喜怒、忧愁、恐惧，此人忌也；山川、神祇、社稷、井灶之处，此为地忌也。”
陶弘景也经常辟谷，《南史》称他“善辟谷导引之法，自隐处四十许年，年逾八十而有壮容”。陶弘景活到81岁，去世时“颜色不变，屈伸如常，香气累日”。
其实，葛洪亦擅长内丹法，虽隐逸，却将儒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视为内丹，称：“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明确了修道者的道德责任。
不吃太多“毒丹”，葛洪会更长寿。
唐宋新阶层推动了新思潮
唐代内丹修炼成主流，开始替代外丹修炼，钟离权、吕洞宾等都是著名的内丹师。
唐代皇帝自称老子后人，将道教设为国教。学者吕博指出，传统帝制本是一套“权威支配模式”，思想理念多为儒家建构，靠“郊天”“宗庙”两种祭祀体系维持。唐代转向靠道教，“皇帝制度出现了种种有趣的变化”，皇帝的“私人权力成长，在国家礼制中更突出了”。
比如唐玄宗，将自己的生日设为千秋节（后改称天长节），而此前皇帝生日属禁忌，秘不示人。唐玄宗这么做，可能是想模仿释迦牟尼诞生日成了浴佛节（四月初八），他利用道教，给自己攫取更大影响力。
“内丹派”和“外丹派”激烈争论、各不相让，宋人吴俣在《指归集》中称：“虽修内丹，未有不炼外丹而飞升者也。”南宋理学大师曾慥针锋相对：“内丹者，真药也；外丹者，治疾而已。”
学者康立坤、张广保在《性与命——全真教中国化的根基》中指出：“自中唐开始，道教内部出现了新的变革思想，也诞生了一批新的教派，被称为新道教（即全真教），这一现象是在唐宋变革的影响下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催生了‘中产阶级’的出现，新阶级的出现又促进了新教派的产生。”
唐宋经济高速发展，贵族阶层解体，出现“以商人、中小地主和通过科举考试平地而起的‘白衣秀才’为主”的新阶层，他们急需新信仰引导。新阶层推动了三教合一思潮，并催生了全真教，它为新阶层提供了更方便、更适宜的信仰。
宋代诗人纷纷表态
据学者张振谦在《道教内丹养生与北宋诗人心态》中钩沉，“我命由我不由天”到宋代已普及，宋真宗时张君房撰修的《云笈七签》中，八次引用“我命在我不在天”。
诗人亦纷纷表态。黄庭坚称:“迩来信己不问天，万事逍遥只眼前。”邹浩称：“我命还须我自推，细微休更问蓍龟。”赵抃称：“无心是处非关境，有命由来不在天。”李觏称：“民生在我不在命，告舟往救无敢违。”
内丹南宗开创者张伯端认为：“儒家以命宗立教，故详言命而略言性；释氏以性宗立教，故详言性而略言命。”皆偏误，“性命双修”才周全。“性”指修炼身体机能，“命”指修炼心理道德。即“修炼者在行为、心理、生活等方面保持恬淡、素朴，以达到心理、生理健康的统一”。
苏东坡宦途遇挫，给友人写信说：“谕养生之法，虽壮年好访问此术，更何所得。然比年流落瘴地，苦无他疾，似亦得其力尔。”可见大家都在“性命双修”。
张振谦认为，“性命双修”的主要方法是：
“闲静”：即“进入自己内在的虚意识，在虚意识中，身心就会得到自由与放松”，北宋道士陈景元说：“水静则毫发难隐，心静则有无易照，故虚静则吉祥止而妙道生。”
“坐忘”：即“有意识地忘记外界一切事物……是道教修炼中控制意志、排除杂念的内丹炼养方法”。
资深教授葛兆光先生指出，唐宋时期“道教的巫仪方术在士大夫面前逐渐让位给哲理，而道教的哲理又从自然、社会、人的起源与结构转到更多地讲人生哲学”。这是宋代文化的特色。
还是未能走进科学
宋人说“我命在我不在天”，多指修炼，明人的思想更丰富。
据学者张方在《内丹术与明代士人社会》中钩沉，明初朱元璋崇理学，“令学者非五经四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士大夫普遍认为生死由天，名臣于谦写诗称：“死生昼夜皆常理，饥则加餐困则眠。”
王阳明曾修炼内丹30年，后创出王学，他的弟子多热衷内丹炼养。王学“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与“我命在我不在天”产生共鸣，使后者延伸到诸多领域，为个体觉醒、绽放生命活力提供了合法性，但也带来“率天下而为利益所迷”“士风日陋”等弊端。
哲学家冯友兰认为：“道教含有一种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如果有人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道藏》里许多道士的著作倒是可以提供不少资料。”
道教在医学、化学等方面有贡献，“性命双修”也有合理性，却始终未能突破认知瓶颈。有学者认为易经思维不利于深度研究；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透明玻璃的应用较西方晚千年，只能用不透明的瓷器，无法观测实验过程，影响了对实验结果的理解。
还有一点很重要，古人缺乏定义意识，内丹分南北宗，所谓“北派先命后性，南派先性后命”，可比对双方文本，几乎完全一样，传说中的门派差异，竟因双方都没给出定义，致集体理解错误，这一错就是上千年。
胡适先生写过题为《差不多先生传》的杂文，讽刺做事不求真的人，只能在“差不多”的圈套里过一生。可见，搞清事实并不是“钻牛角尖”，对“我命在我不在天”也应如此。（完）（原标题：“我命由我”非本意）
作者/蔡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