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儒脉的衣钵三传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1750908561000

早在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已盛行儒学之风。今天,就让我们从一个师徒三代薪火相传的故事里,共寻这条传承千年的儒学根脉。

日前,有网友在古老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个来自唐朝的“显眼包”——康景宗同学(有疑似签名为证),他那还没写完的《兰亭集序》被网友“晒”了出来,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只见偌大的一张纸上,康景宗用稚气满满的字写着“永和九”“永和九年,岁……”不过,刚刚写了个开头,这位同学就开始“摸鱼”了,转而练起了自画像和签名。这位调皮的康景宗同学肯定没想到,自己一时贪玩,竟成为了被铭记千年的“风云人物”。

▲疑似为康景宗的“自画像”和署名,成了网友推测“摸鱼少年”姓名的重要依据。(图片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无独有偶。新疆吐鲁番博物馆中收藏着一卷特别的文书,名为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抄本。它是1300多年前(唐景龙四年)一个年仅12岁的学童卜天寿的家庭作业本。

有意思的是,这位学童在写完作业后在上面写了两句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醎(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翻译过来就是:作业已经写完了,老师不要拖堂了,早点放我们回家吧!

▲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抄本局部。(道中华资料图)

在作业上画自画像、写打油诗……这些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可爱涂鸦,连接着古今小学生们共同的心声,更是中原与西域一体文脉的见证——流行于中原的《兰亭集序》《论语》已成为当时当地学生的必修课,足以佐证河西走廊和西域早已同中原地区一样兴办官学私塾、书写汉字篇章、研习儒家经典。

而儒家文化向西传播扎根的重要途径,正是河西走廊。

早在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已盛行儒学之风。今天,就让我们从一个师徒三代薪火相传的故事里,共寻这条传承千年的儒学根脉。

▲河西走廊局部。(图片来源:《河西走廊》纪录片)

(一)郭荷:西迁张掖的“桃花源人”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致使中原动荡,河西走廊因地处偏远未受到太多冲击,成为士人天然的“避风港”。当时的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

来自洛阳以西及关中等地的大量人士迁徙至河西走廊,这其中,有很多潜心学术、钻研经典、有教无类的饱学之士,他们辅佐当权者大力推行儒学教化,促成了河西儒学的发达兴盛。

郭荷就是其中之一。

郭荷,略阳郡(今甘肃秦安)人,出身儒学世家,他的家族在东汉时期就以经学而闻名天下。

为避世乱,郭荷带领弟子携带大量经史典籍一路西迁,穿过武威,当走到张掖郡马蹄山下的临松薤谷时,他们终于停下脚步,决定扎根于此。

▲郭荷带领弟子来到河西走廊。(图片来源:《河西走廊》纪录片)

后来,郭荷的才华声望被前凉统治者张祚看中,他想尽办法让郭荷出山辅佐。郭荷来到了武威,然而,眼前的一切却让他大失所望:张祚并没有继承先辈张轨的崇文风尚,也不是发自内心的尊崇学问,因而并没有重用郭荷,只让他成为前凉王宫内陪读的宾客——与其说是一个官职,更像是一个摆设。

心中郁闷的郭荷辞官回到张掖,彻底隐居松野,专心著书讲学。他就像一个精神坐标,吸引各地年轻儒生闻风前来拜师。

这其中,一个叫郭瑀的敦煌少年,成为郭荷极为看重的入室弟子。郭瑀跟着老师潜心隐居,寒窗苦读,成为后世儒生广为传颂的师徒佳话。

▲郭瑀成为郭荷的入室弟子。(图片来源:《河西走廊》纪录片)

(二)郭瑀:照亮石窟的“文明之灯”

郭荷辞世后,郭瑀严格遵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素孝缠身,坚持为老师守孝三年。

三年期满,郭瑀沿袭了老师的做法,在清幽山谷中向弟子们传道授业解惑,并带领弟子们在马蹄山上凿石为窟,以便安身静心,研习经典。在这些仅能容膝而居的洞窟中,郭瑀写下《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等著作。

几百年后,这些原本只为安身而建的石窟,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造像之地——张掖马蹄寺石窟群,同时也成为河西走廊上儒家思想与佛教文化交汇、互鉴、融通的历史见证。

▲马蹄寺石窟。(图片来源:肃南发布)

郭瑀的才气引起了新任前凉统治者张天锡的注意,后者多次派出使者,邀请郭瑀出山帮助其治理国家。

有了恩师的前车之鉴,郭瑀对一切“盛情邀请”不为所动,他指着天空中的翔鸿,淡淡地说道:“此鸟也,安可笼哉?”

无计可施的使者抓住郭瑀的门人,以武力相逼。郭瑀无奈,只能被迫出山。后因前凉变故,郭瑀趁乱回到了马蹄山下。

376年,前凉王张天锡向前秦国君主苻坚投降,河西走廊归于前秦统治。为了完善礼仪制度,崇尚儒学的苻坚专门选派300名河西子弟,跟随郭瑀学习礼制。很快,郭瑀门下就聚集了上千弟子。

▲一大批儒学大家纷纷在河西走廊开馆收徒,河西求学之风蔚然而起。(图片来源:《河西走廊》纪录片)

郭瑀在继承郭荷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融会贯通、开枝散叶,丰富发扬了河西儒学,使得河西儒学跨出临松薤谷的大山深处,向更广袤的地区发展传播。

(三)刘昞:儒脉赓续的“集大成者”

在郭瑀的上千弟子中,最特别的一人,当属刘昞。

刘昞受过很好的家庭儒学教育,14岁时离开家乡,到马蹄山拜在郭瑀门下求学。他不仅成为了郭瑀最得意和喜爱的学生,还成了郭瑀的女婿。

后来,郭瑀因出山不利,郁郁而终。刘昞继承郭瑀遗志,继续讲学和著述。

几十年后,刘昞逐渐成为河西儒学的集大成者。一天,西凉统治者李暠为推行儒学,亲自登门拜见刘昞。刘昞被李暠礼贤下士的品格深深感动,出任西凉主管文教的“儒林祭酒”,实现了郭荷、郭瑀未竟的“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的理想。

▲西凉王李暠与刘昞。(图片来源:《河西走廊》纪录片)

后来河西走廊地区归于北凉政权,刘昞继续在北凉讲学,成为“五凉”时期著述最多、招收门徒最多的儒家学者。

刘昞一生勤于著述,写有《略记》《凉书》《敦煌实录》《方言》《靖恭堂铭》等著作,并坚持为《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经典作注。

当北凉政权为北魏攻灭时,刘昞被命令留守在姑臧(今甘肃武威),他的弟子们被迁徙至平城(今山西大同)。河西儒学的思想被传播至北方更广阔的空间,甚至对中原地区的儒学发展产生重要的反哺作用。

▲武威文庙,相传最早建于前凉时期,是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传播繁衍的印证,见证尊儒重教的文风在河西走廊延绵不断。(图片来源:武威市西夏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河西儒学的传承兴盛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汉朝末年开始,中原的动荡和杀戮使得作为汉朝官学的儒学遭受了重大打击,但河西儒学却独树一帜,繁荣兴盛。河西走廊以其相对安定的环境庇护了迁徙而至的儒家学者。

陈寅恪曾高度评价河西走廊对传承中华文化起到的作用,“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以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为代表的河西儒学大家,于魏晋纷争之际扎根河西走廊,自求学为始,以治学而终,广纳门生,修典作著。坚持守护儒学火种,创新发展河西儒学。他们,是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传播兴盛的播种者和守护者。

▲武威市五凉文化博物馆展览一角。(图片来源:武威市人民政府)

他们真正实践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教授的学生中,既有皇室贵族,又有平民子弟;既有西迁的鲜卑人,也有留居北地的汉人。师徒三代人的薪火相传,促成了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的主导地位,为儒家文化在乱世的传承延续做出突出贡献,用实际行动将河西文化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最终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思想为各族群找到了共同的文化归属,成为促进各民族文化融合、增强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当河西儒学回流和反哺中原时,不仅为中原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今日河西,张掖东山的松柏仍在,临松薤谷的松涛不息,祁连山的雪水不断。那些在动荡年代坚守本心的儒家学者,就像一盏盏长明之灯,激励着后人担负好新时代文化使命,推动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完)

(作者简介:栗学钟,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副教授。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31920230115)、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2024YB02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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