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方人称古代中国为“桃花石”？宋朝与西夏既有共识，为何也有冲突？
“蕃汉党项为同母，分地异处而言殊。”
这是西夏赞歌中的诗句。在西夏诗歌、谚语中，类似说法不罕见，如“一意治国学尧舜，一心治民循汤武”等，均体现出西夏的身份认同——始终是华夏文明中的一分子。
元人称西夏为“伪国”，不愿为其修史，且成吉思汗逝于灭夏战争中，蒙古大军取胜后尽屠西夏皇室，彻底毁坏其城市，使一个持续近两百年的王朝变得神秘而模糊起来，致后人产生三大认识误区，即著名学者李华瑞先生指出的：首先，认为西夏是割据政权；其二，过分强调党项性；其三，认为西夏是模仿中原制度建立的“内亚国家”。
其实，西夏自己并不这么看，反而自认与汉人“同母”，并试图在西北重建华夏文明。
近日，题为“贺兰山下‘桃花石’”的西夏文物精品展在首都博物馆拉开帷幕，系“西夏陵”申请“世界遗产”成功后，首次在京办展，103件（套）珍贵文物见证了中原文化与西夏文化的血脉联系。大展将在12月14日结束，千万别错过。
至于“桃花石”，始见于7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赛奥非拉克特的《历史》，13—14世纪的欧洲、阿拉伯、突厥、回鹘文献中，多处提到“桃花石”，目前学界公认指中国。称西夏为“桃花石”，因二者都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铁证。
为何西方人称古代中国为“桃花石”？宋朝与西夏既有共识，为何也有冲突？种种疑问，值得钩沉。
▲西夏文残碑。（图片来自《北京晚报》）
虽不准确 却还靠谱
“桃花石”最早出自赛奥非拉克特的《历史》，成书于620年—630年间。
赛奥非拉克特可能生于580年的埃及，20岁时到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学法律。雄主希拉克略篡位时，赛奥非拉克特似已是其手下。
新王朝尚奢，渴望更多的中国丝绸，但向东道路被萨珊波斯遮断。据著名学者张绪山钩沉，拜占庭曾试图绕道锡兰（今称斯里兰卡）去买中国丝绸，但仍没逃出波斯的拿捏。
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汗国崛起，擅经商的粟特人会同突厥人，试图贩中国丝绸到波斯。第一次，波斯王将使团的生丝全买下，当面烧毁，表示不需此物；第二次，干脆鸩杀使团大部分成员。
粟特人无奈，转走南俄草原和高加索山区，与拜占庭人联系，双方建反波斯联盟。
据此推断，赛奥非拉克特对“桃花石”的了解来自粟特人和突厥人。唐代时，大量粟特人经商远至华北，并聚居于此。安禄山就是粟特与突厥的混血儿。按理说，粟特人应很了解中国，可赛奥非拉克特却称“（桃花石）距突厥一千五百里，与印度为邻，居住在桃花石的外邦人，为人数极重而极勇敢的民族，世界诸国几乎无与其匹”。
赛奥非拉克特认为，“桃花石”的最高统治者是Taisan（天子），盛行偶像崇拜，法律公正，风俗禁男人戴金饰，一条大河把国土一分为二，作为战争边界，黑衣国跨河打败了红衣国，国王有700名妃子，显贵们的妻妾都乘坐银车。因与印度商业往来密切，“桃花石”人其实是印度人，因住在北方而色白，此外，“桃花石”的第二大城市是库姆丹（长安）。
七种说法 各有所据
此前欧洲人看中国，走南路称秦、秦那；走北路称赛里斯。“桃花石”是《马可·波罗游记》前，对中国最清晰、最全面的描述，而在中亚发现的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磨延啜碑等上面都出现了“桃花石”字样。古阿拉伯历史学家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记黄巢起义时，写道：“中原皇帝从其臣民那获得了‘桃花石汗’的荣誉称号，也就是‘天子’。”
显然，“桃花石”指的就是中国，但词源仍有争议，据学者阿地力、孟楠梳理，现存几说：
大魏说：法国学者德经最早提出，遭多数学者反对，一是北魏国号是元魏，非大魏，音也对不上。但新发现的巴基斯坦北魏刻石，确自称大魏。
唐家子说：德国学者夏德最早提出，但《历史》成书在唐初，时唐人不自称“唐家子”。
大贺氏说：清末学者洪钧提出，契丹八部在唐初成部落联盟，联盟长从大贺氏中选，但此说晚于《历史》的记录。
拓跋说：伯希和最早提出，影响巨大，一度成学界主流，但对音欠准。
敦煌、太岳说：岑仲勉最早提出，后自行否定，但他认为，既指中国，必来自汉人自称，不应是周边民族的词汇。
大汗说：章巽最早提出，他认为：“桃花石一名本由汗一名转来，它是一种美称，所以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于喀喇汗（最高的汗）、阿尔斯兰汗（狮子汗）等尊称外，还要加上桃花石的徽号。”
天子说：梁园东最早提出，认为“桃花石”是突厥语“天”的变体，天子本是中原说法，唐太宗自称“天可汗”，使“桃花石汗”成中国皇帝的专称。
“大汉说”值得重视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其中“大汉说”值得重视，张星烺先生最早提出，未详述，后学者芮传明将其发展：“大汉”与“桃花石”可对音；国人至今自称“汉人”，可见其影响力，易被周边民族熟知。
匈奴即称中原为“大汉”。太始二年（前95年）单于遣使致书：“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北齐时文宣帝高洋因太子文弱，曰：“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
518至519年，波斯王居和多通使北魏，上书：“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大汉’的误写）天子。”这说明，“即使在鲜卑拓跋部统治中国北方时期，中亚、西亚民族仍延续以往的‘大汉’称呼”。
有意思的是，“桃花石”一词又返销回中国，宋代时被译为“条贯主”。蔡京的四儿子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记，一次于阗王上表，开头竟写“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条贯主阿舅汗黑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敬称堆砌致文理不通，“一坐为哄”。
西方一些史家提出“内亚传统”，认为存在着内生的、独特的、与中原不同的传统，质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说。“桃花石”则是坚实的证据，体现出“内亚人群”真实的民族认同。
1980年，新疆阿图什县出土大批喀喇汗王朝钱币，18枚印有“桃花石可汗”字样。喀拉汗王朝是回鹘汗国的一支，因天灾，庞特勤领部众奔中亚的葛逻禄部，建新王朝，但它始终认为自己是“大汉”的一支，目前已发现500多枚“桃花石可汗”钱，喀拉汗王朝称宋、辽为“桃花石”。
西夏君主皆崇儒
西夏亦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明证。
《金史·夏国传》称：“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向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其实，西夏历代君主皆视汉文化为立国之本。
据学者潘贝在《汉传世俗文献与西夏文化》中钩沉，早在西夏建国前，李元昊的爷爷李继迁便爱慕中原士人，称“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王霸之业”，遂“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他的儿子李德明（李元昊的父亲）“精天文，通兵法”，多次请宋朝赐书。
一代枭雄李元昊通汉语、重文教，命人译书籍，并“于蕃、汉官僚子弟内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岀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他称帝时，范仲淹不愿引起军事冲突，回信说，自古中原称帝要辞让三次才行，“汉唐故事，如单于、可汗之称，尚有可稽，于本国语言为便，复不失其尊大”，暗示用西夏文称个帝就算了。李元昊果然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兀卒”即皇帝，宋人不知。
李元昊的儿子李谅祚继位后，令“国人皆不用蕃礼”，他的儿子李秉常“每得汉人，辄访以中国制度，心窃好之”，竟被梁太后囚禁。李乾顺（李秉常之子）登基后规定：“吏宰相须用读书人。”李乾顺的儿子仁孝更是将对儒学的敬仰推至最高峰，封孔子为文宣帝。
李仁孝的儿子李遵顼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科举状元身份登基的皇帝，他“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
西夏对文治的重视不亚于中原。与宋帝通信中，常称宋朝为“中国”，体现出认同感。
好学生却难学诗
在一些细节上，西夏比中原还中原。
比如重孝道，《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明文规定：“一子女对自己亲高、曾祖及祖父、祖母、父、母、庶母，及儿媳对此数人等撒土灰、唾及顶嘴辱骂及举告等之罪法：一撒土灰、唾等，实已着于身、面上，及当面说坏话、顶嘴等时绞杀。”
再如重教育，李元昊在《圣立义海》中提出“男十五岁择偶，令习文业”，其父亲测，“艺才明达则文”，如“愚钝则耕牧教示也”。西夏学校分“蕃学”和“汉学”，“汉学”学中原文化，“蕃学”学翻译的《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还是“汉学”。
在任官上，完全模仿北宋官制，“御史台”等汉语词也抄走，行政上“承唐”，以《贞观政要》为典范。遇事依官职定尊卑，官职同，才以党项人为尊。
西夏有“二十四孝”，大部分故事来自中原，少数来自佛经；西夏有十二生肖，受唐宋影响极大；西夏有相面术，判断标准来自中原，以饱满、圆肥为美；西夏亦崇真武大帝，但更多把他看成水神……
西夏有一点怎么学中原也学不像，即写诗。南宋叶梦得记：“尝见一西夏归明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传之广也。’”但西夏没留下什么好诗，译诗水平也差。
学者聂鸿音钩沉，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被译成“以力拔山气盖世，不逢吉时马不近。马不近则何所为，夫人尔今将做甚”。“逝”意为“往”，错成“近”，最后一句尤荒唐。
看来“潇洒”自古难学，易学成笑话。
西夏史属于中国史
1190年，西夏编纂《番汉合时掌中珠》，相当于双语字典，作者骨勒茂才在序言中用双语表示：如果中原人不懂西夏语，那他怎么与西夏人打交道呢？而如果西夏人不学习汉语，那他怎么与中原人交朋友？由于不通晓语言，即使西夏的智者，中原人也不会敬重他，而如果中原有圣贤，西夏人也不会崇拜他。此番话表达出西夏视中原为一体的愿望。
既然如此，为何李元昊还要称帝？李华瑞在《重建华夏文明：西夏建国历史意义的新思考》提出新看法：一是结束混乱局面，二是重建华夏文明。
唐中叶后，吐蕃、归义军、曹氏、回鹘、突厥等多种力量在河陇博弈，致“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李元昊在登基诏书中称“臣祖宗本出帝胄”“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认为自己负有统一的天命，将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以华夏文明为基调的西部国家。
李华瑞指出：“西夏晚期，西夏人自称占有西土，把自身政权与宋辽金一样看作是正统王朝。”如果说“早期西夏还是嵬名氏与银夏故地大族的联合政权，野利氏、卫慕氏等强宗大族也得以进入西夏政权核心”，那么到“西夏中后期，汉人进入西夏政治核心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就如同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对南方诸国及北汉进行的统一一样，具有结束割据的历史意义”。
显然，西夏史是中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所谓的“内亚传统”下的独立国家，更不是虚构的“内亚国家”。把握住这一点，也就把握了“贺兰山下‘桃花石’”的趣味所在。（完）
作者/蔡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