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开皇年间（581年—600年），隋文帝杨坚发起了一场历时十余年的大讨论，目标就是要定“汉乐”。
隋开皇年间（581年—600年），隋文帝杨坚发起了一场历时十余年的大讨论，目标就是要定“汉乐”。
据《隋书·音乐志》记载，隋朝初立，大臣们想要制定“国乐”。康国乐（粟特音乐）、高丽乐（朝鲜音乐）等“胡乐”并无争议，但代表中原音乐的“汉乐”要如何选择，成为争论的焦点——这就是中国音乐史上著名的“开皇乐议”。
▲开皇乐议。（AI制图）
这场争论持续多年，最终群臣将目光投向历史。南朝梁武帝萧衍曾提出“国乐以雅为称”的理念，大臣们以此为基础进行追溯，认为《周礼》所记载的音乐才是“雅乐”。
按《周礼》的描述，雅乐使用钟和磬来演奏，二者是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重要乐器。在此基础上，大臣再将荆楚与中原地区的旧曲相结合，采用清商调演奏，得名“清商乐”，后被隋文帝认定为“华夏正声”，使之成为隋唐“国之雅乐”的典范。
▲《隋书·音乐志》记载：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
荆楚之声，何以融入“华夏正声”？这要从诞生于荆楚大地的曾侯乙编钟说起——这件被称为“人类音乐史奇迹”的文物，或许藏着一个答案。
（一）一个音乐奇迹的诞生
公元前5世纪，世界各大古文明不约而同地迎来了思想和文化的繁盛期。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的时代。在音乐艺术领域，以曾侯乙编钟为代表的编钟体系，成为那个时代璀璨的音乐奇迹。
两周时期，编钟作为礼乐制度的核心，常被用于祭祀、典礼、宴飨等国家仪式，演奏的特定乐曲称为“燕乐”。青铜所铸之钟、以石所制之磬，就成为燕乐的核心乐器。
山东曲阜孔庙至今有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金声玉振”四个字，形容孔子的思想是真知灼见，像钟磬发出的声音一样庄重和谐。
▲孔庙的第一道石坊——金声玉振坊。（图片来源：中国孔子网）
曾国位于大洪山与桐柏山之间，既是连通南北的天然走廊，也是商周时期铜矿北上中原的必经要道。青铜器对治国安邦至关重要，周天子将宗亲南宫括分封于此，把守“金道锡行”的铜矿要道。曾国由此成为周文化在南方的重要据点。
▲商周时期铜料运输路线图。（图片来源：湖北省博物馆供图）
曾国的国君们恪守周制，以钟磬组合的礼乐制度为社会管理规范。同时，南北文化在此频繁交汇，使曾国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特性。曾国音乐既遵照宗周文化传统，又吸收楚地音乐元素，展现了融合发展的趋势。这也为“华夏正声”的诞生埋下伏笔。
曾国国君曾侯乙，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他的墓葬于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城区）被发现，墓中出土了气势恢宏的乐器组合，被誉为“沉睡千年的地下乐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发掘现场。作者供图
（二）一钟双音，和合为美
在目前考古发现的一百多套先秦编钟里，曾侯乙编钟的音乐性能最为卓越。全套编钟共65件，总重量约5吨，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根据钟体铭文的提示，敲击同一件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能听到两个不同的乐音，如正面发出的是“Do”的音高，侧面发出的就是“Mi”的音高。这是从西汉时期就失传的“一钟双音”。
▲陈列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随州曾侯乙编钟。（图片来源：新华社）
从商代开始，凡有重大事件，才会铸造青铜重器，并留下纪念铭文。热爱音乐的曾侯乙改变了编钟只作为宗庙祭器、记录荣光的传统，在音乐性能上实现了突破，使其成为那个时代声学知识与青铜铸造的巅峰之作。
在这套编钟里，64件钟以错金铭文标明“曾侯乙作持”五字，下层正中间悬挂着一件形态独特的镈钟，这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礼物。钟体铭文记载，公元前433年，楚惠王为曾侯乙制作了一套宗庙祭器。曾侯乙显然十分珍视这个镈钟，不惜把编钟里最大的一件钟取下来，换上了楚王的礼物。
▲曾侯乙编钟中的楚王镈钟。作者供图
在当时，编钟作为礼物，是文化交流与情感联络的重要载体。周天子会向诸侯赠送编钟，邦国之间也会互赠。《礼记·乐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周人相信，礼乐制度能带来稳定的社会秩序，能使邦家和睦、天下大同。这正是先秦时期以“和”为标准的审美追求。
（三）止戈为武，也能“舞”
曾侯乙墓共出土了4777件兵器，戈、殳、矛、戟、弓、箭、盾、甲胄等一应俱全。其中，箭镞达4507件，大部分箭头的重量在11克至40克之间。而曾侯乙编钟上最小的一件乐钟就有2.4千克，最大的一件重达203.6千克。所有陪葬箭镞的用铜量加起来，也不及两件乐钟的用铜量。
▲战国铜箭镞，长5至12厘米，出自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图片来源：湖北省博物馆）
这组对比令人深思。《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与祭祀，同为当时国家最重要的事务。但曾侯乙编钟的用铜量，何以“碾压”一众陪葬兵器？
答案要从春秋时期的楚国的争霸说起。楚国经过多年的蓄力，开始北上争霸。公元前597年，楚国战胜晋国。大夫潘党建议将晋军尸首筑成“京观”，以显示赫赫战功。楚庄王却认为：战争不是为了宣扬武力，而是为了百姓安居乐业，平息战事才是真正的武功。
在这种理念下，楚国子民安居乐业，江汉、江淮地区的姬姓小国逐渐臣服于楚，把守铜矿要道的曾国也成为楚国的结盟对象。出土的曾国青铜器中，不乏曾楚交往的实证。
湖北随州刘家崖出土的春秋早期曾国升鼎，就是平底、束腰、撇耳的楚式鼎；随州芈加墓出土的芈加鼎，铭文记载楚国女子芈加嫁给随侯（即曾侯）。芈加在夫君曾侯宝去世后，作为曾国的实际掌权者治理国家。
▲随仲芈加鼎及铭文盖铭。作者供图
公元前506年，吴国联合蔡国、唐国攻破楚国都城郢（今荆州纪南城），楚昭王逃往曾国，史称“昭王奔随”（《左传》把曾国记为“随国”）。吴军尾随而至，威逼利诱曾国交出楚王。曾国不为所动，以“世有盟誓”为由拒绝。吴国僵持无果，只好退兵，楚昭王得以复国。从此，曾楚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
公元前489年，楚昭王病故，其子惠王即位。楚惠王感念盟友的道义，继续与曾国保持友好关系。公元前433年，楚惠王命人铸造了青铜镈钟，送给曾国的那位音乐发烧友曾侯乙。此时，曾国的乐舞里已经有了楚国的声音。
然而，曾侯乙的音乐理想，不止于此。在和平稳定、铜料充足的条件下，曾侯乙不惜耗费5吨青铜，打造了这套举世无双的编钟。它不仅精美绝伦，还融合宗周礼乐与周边江汉、江淮各诸侯国，特别是楚国的音乐文化，甚至直接挂上了盟友赠送的镈钟。
（四）“和”的歌声里，有你有我也有他
“止戈为武”的征战，不仅为了扩大疆域，也意在获得更多的人口。晋楚争霸以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拉开序幕，直到公元前546年的第二次弭兵之盟才结束。在对峙的86年间，两国不仅抢夺土地、财产，更注重得到周天子的认可，以及中小诸侯国的臣服。为此，联姻、经贸、遣使交流等手段，交错并用。
楚国独创了一套附庸体系：征服他国后，不驱逐当地居民，而采用“迁国置县”的方式，将附庸国的贵族迁徙到次要区域，在其故地设县，让当地百姓和迁居的楚人继续居住。这种优抚政策加速了附庸国对楚文化的认同，也使楚国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作为盟友，曾国在战国早期依然坚定地选择与楚国并肩。在这一时期的曾国青铜器铭文中，曾侯都在表达一个观点：周王室没落，楚君兴于南方且得到周王室的承认，成为周王室在南方的代理人，所以我们要“事楚”。
曾侯乙时代的“事楚”立场，在编钟上得到充分体现——明明是曾国的编钟，但曾律只出现了7个，全套十二律有11个律名来自楚律，甚至第十二律“浊姑洗”也是模仿楚国的“浊”律创造出来的。作为国家礼乐制度的根本，曾国的乐律体系已深受楚国影响。
东周时期，乐律体系在各国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曾侯乙编钟上共有3755字铭文，除了钟体编号、音名标记、音高关系外，还记录了曾国乐律与宗周乐律，以及楚、晋、齐、申等其他诸侯国部分律名的对应关系，构建起跨地域的音律共识。
我们无从知晓，在那个“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的年代，曾侯乙如何能铸造一座如此宏伟的编钟。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的夹缝中、在敌我之争面前，他收起了兵刃，认真思考同一个乐音在不同地区的叫法，并把这些叫法刻在编钟上。当编钟奏响乐曲时，那些来自中原、曾国、楚国和各地的不同乐律，便唱起了同一首歌。
这就是曾侯乙的美好理想。正是这种对同声共振、异律相和的伟大尝试，为多元归一的“华夏正声”奠定了基础。国之雅乐历经千年，传承至今，已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2025年，曾侯乙编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作为同时代世界范围内唯一留存的官方乐律文献，它敲出了中华文明的时代和声，成为世界民族音乐交流史上一个悠扬动听的中国符号。（完）
【作者单位：湖北省博物馆。】
